11月10日至21日，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（COP30）在巴西北部帕拉州首府贝伦市举行。适逢《巴黎协定》达成十周年，本届大会被赋予特殊的历史意义：它不仅是各国提交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交卷之年，更是检验全球气候治理能否从理念共识迈向行动落实的关键节点。
尽管《巴黎协定》通过十年来，全球在可再生能源发展、低碳技术普及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，但温室气体排放差距依然巨大，1.5℃温控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。在此背景下，COP30不再仅仅是谈判与承诺的场合，更是成为推动系统性转型、弥合行动鸿沟的实践平台。与以往侧重于目标设定与规则谈判不同，本届大会更加关注行动路径、资金落实与系统性转型，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正在进入更加务实、也更加复杂的行动时代。
目标和路径
与往届缔约方大会相比，COP30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强烈的行动导向。这种转向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第一，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实施路径成为核心议题。按照《巴黎协定》，各国需在今年提交新一轮、更具雄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。但COP30的关注点已超越目标本身，转向如何将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。中国在会前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，首次提出覆盖全经济范围、包括所有温室气体。截至2025年10月底，中国已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5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。
第二，气候融资从目标设定进入执行机制设计阶段。COP29确立的气候融资“集体量化目标”——发达国家在2035年前每年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资金，在COP30上进入了操作层面。由两届主席国共同推动的“巴库至贝伦路线图”旨在明确资金动员的具体路径，而巴西提出的“热带森林永续基金”则试图为森林保护开辟新的资金渠道。这些机制能否建立有效的资金流动通道，成为检验气候融资承诺可信度的试金石。
第三，公正转型寻求从原则框架走向可操作的共识。自COP27提出《公正转型工作机制》以来，各方对公正转型的理解和诉求存在明显差异。COP30被视为推动该机制取得进展的关键场合，以期明确其范围和重点行动，确保能源转型过程中“不让任何一方掉队”。
挑战与前景
COP30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系统性回应。这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一方面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治理迈入了系统化新阶段。甲烷、氧化亚氮等强效温室气体的全球增温潜势远高于二氧化碳，却长期未能得到足够重视。COP30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作为核心议题之一。中国在会前出台多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控制方案，并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首次将其纳入总量控制范围。
另一方面，全球气候适应行动正致力于从原则框架向具体指标落地深化。COP28达成的“全球适应目标”框架虽指明了方向，却面临着制定可量化、可操作指标体系的挑战。随后启动的“阿联酋-贝伦”两年工作计划，关键任务之一正是在COP30前推动这一难题的解决。在此领域，中国通过《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》及浙江省、四川省等省级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，开展了跨区域、多层次、成体系的适应实践，为全球尤其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参考。
尽管COP30展现了强烈的行动导向，但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三重挑战：
首先，资金缺口与执行机制的不确定性仍是最大障碍。COP29确立的3000亿美元年度资金目标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不足以应对挑战，而资金如何从承诺转化为实际流动，仍需具体的制度安排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性质（赠款与贷款）、责任分配等关键问题上的分歧，可能继续制约行动进展。
其次，地缘政治复杂化对多边合作的冲击不容忽视。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、区域冲突持续，这些因素分散了国际政治注意力与资源投入，可能削弱各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意愿与能力。
最后，系统转型的协调性挑战日益凸显。能源转型、农食系统改革、工业脱碳等议程需要高度协同，但现实中各部门、各领域的改革步伐不一，政策工具不配套，可能造成转型过程中的摩擦与反弹。
能否建立有效的资金流动机制、能否在复杂地缘环境下保持多边合作、能否协调各方利益推动公正转型，将决定全球气候治理的最终成效。从贝伦开始，气候行动不再仅仅是承诺的堆砌，更是路径的选择、利益的调整与责任的担当。
十年巴黎，一路风雨；十年之后，行动为要。COP30或许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但它为全球气候治理设定了新的方向——从目标承诺转向具体实施，从单一减排转向系统治理，从政治宣言转向实际行动。这一转向能否成功，不仅关系到《巴黎协定》目标的实现，更关系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未来走向。
（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）
九五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